大爱文学

第99章（第2页）

“有，上周有一个女性在办公楼加班，最后有人报案，她用美工刀切下了她已婚男上司的脸，那张脸就被刻下了血十字。之后她打算在自己的脸上也刻下血十字，但被阻止，送进精神病院了。当晚有人忘了拿东西回办公楼，惨叫后报案。”

段永昼给余弦指了指方位：“就是那里。”

那儿依旧灯火通明。

很难想象，当一个人回到仍然亮着灯的办公楼，看到熟悉的办公间里，一个曾经熟悉的同事割下了另一个熟悉的上司的脸，而满地都是像极了演戏道具的鲜红的被涂抹开到底血，额头被切开血十字的同事举着美工刀转头看向自己的时候，会是什么心情、什么表情。

余弦问：“那么晚还加班啊？”

段永昼笑了笑：“在这个地方，加班是常态。”

余弦问：“常态就是对的吗？”

段永昼摇摇头，陪着余弦往前走：“当然不是。”

余弦问出的话像个孩子，或者说，就连一个孩子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。

这种简单的问题自然而然连答案都不值得被回答。

成年人的世界里默认了潜规则，压迫成了高效，嘲弄成了智慧，阶级和金钱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值得被尊重和追捧的准则

就连提出质疑的人，或许也在社会的潜移默化中默认了这种评判标准，而对别人建立在这个规则之上的嘲弄感到畏惧。

余弦想，如果有机会可以跑个“自动嘲讽”大模型，把某个领域内的所有人的语料收集起来，再每天高强度轮回输出，假装这个大模型是真人，再用不断引战来搜集评论区做数据，做几个人类立场与语言展览馆。

然后向后人展示，这是这个时代一部分的人类文明。

但段永昼也只是耐心地回答，当然不是。

他并不把余弦的问话当成一个不值得回答的呓语。

他穿着几十万的西装，身价上亿，此刻陪着余弦走过这条街道，而不再去乘坐属于他的车。

就像曾经，他同样和余弦牵手走过校园的小道，谈论着那些彼此都能分享的话题。

路灯打在他们身上，投下的影靠得很近。

或许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解，段永昼为什么愿意留在余弦身边，又究竟怎么能追到余弦。

余弦思考道：“也就是说，这不是单独现象，而且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