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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氛没变，也没有谁先移开眼。

沉默片刻，终于，是路从辜先开了口，声音低沉却异常稳：

“每个人……都有割舍不下的东西。”

他看着应泊，语调像是在念一条判词：

“尤其是你这种重情的人。”

应泊的喉结微动，眼神里一瞬间浮现出挣扎，却没说话。路从辜目光温静，却压着一种不可违逆的坚定：“但即便是自己身上的肉，烂了也要割掉。否则只会出血、流脓，最后把自己害死。”

话落下，屋子里仿佛连空气都重了一层。应泊没动，只站着，像一棵刚被风吹弯又挣扎挺直的树。他垂眼沉默，睫毛在灯影中投下两道淡影，嘴唇紧抿成一线。

许久，他的指尖稍微动了一下，像在思考，也像在忍住什么。

路从辜看着他，叹了口气。

他伸出手，轻轻揉了揉应泊的头发。不是敷衍的安慰，而是某种熟稔得不能更熟的动作，带着极小心的分寸，却也实打实地落在他头顶。

下一秒，他收手，顺势将人拉进了一个拥抱里。

没说多余的安慰词，也没捧场式的鼓舞，他只是把应泊搂进怀里，轻轻拍了拍背。

“我知道你是个明事理、轻重缓急的人。”他贴着耳边轻声说，“你只是有时候需要别人给你一点勇气。”

应泊没有回应。

他只是抱得很紧，很久，像是要把自己冻僵的意识烘热一点，把崩开的理智再缝起来一点。然后他将脸埋进路从辜的颈侧，声音低闷，像是藏在黑暗里的一句叮咛：

“……让所有出警的民警都注意安全。”

“他……手里有枪。”

在那夜钟楼会面之后，所有与“殉道者”有关的信息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牢牢按住了水面，连波纹都不许溅出。没有通报，没有新闻通稿，没有舆论高涨，甚至连警情公示栏上都只字未提“教堂”、“枪支”、“逃逸”。

而内部人都明白----上面早就知道是谁了。

在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，这种诡异的沉默像瘟疫一样弥漫。许多民警心里都有数，却选择装作不知。有人私下嘀咕，说那人来头太大，可能和哪位常委挂了钩；也有人更敏锐，觉得这起案件已远远不是“杀人案”那么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