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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书生名利浃肌骨（第6页）

石越听他抱怨着枢府的效率，因笑道：“选将帅关系甚大，谨慎一点，亦是应当的。”

“只怕有人为私意而害国事。”吕惠卿发牢骚似的讥讽了一句，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国朝之制，两府对掌文武大柄。但兵者，国之大事也，政事堂若全然置身事外，亦是一弊。故官制改革颇救其弊。一般的军队调动，政事堂固然不当多管，但若是关系重大的战争，无论选将用兵，政事堂都理当要管的。今西南用兵，每日空耗国帑，久而无功；枢府调兵选将，又屡战屡败。能否平定西南夷之乱，不仅关系到益州一路之安宁，亦关系到熙宁归化之成败，乃至关系到大宋一二十年之气运。我等为大臣者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岂可因为那是枢府的事，便置之不问？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，若是枢府迟迟定不了让皇上满意的人选，我辈亦不能置身事外，袖手旁观。朝廷诸公之中，以子明最为知兵，故此我特意前来，想听听子明的意见。”

“相公见询，敢不尽言。”石越欠了欠身，回道：“然熙宁归化，在下以为略嫌操之过急。西南夷之叛，若止以武力镇压，虽孙、吴再生，亦无能为。相公果然想要平熄战火，在下以为还是要剿抚并用。”吕惠卿虽说得冠冕堂皇，但石越的立场却也很分明，这话分明是要吕惠卿承认熙宁归化失败。

吕惠卿当然不可能答应，但他此来，却不是与石越争辩政见的，因此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，道：“既便是剿抚并用，总要先能剿方可抚。不能战者不可言和。子明以为，应当如何剿？派谁去剿呢？”

石越也知二人基本立场相差太远，逞口舌之利无益，他听吕惠卿话中有妥协之意，便也不愿咄咄逼人，只是顾左右而言它：“依在下之见，经略使若不能速定，益州提督使却应当早点定了。”

吕惠卿微微一笑，他曾听到过风声，皇帝有意用高遵惠为益州提督使，传闻便是石越所荐。这时石越提起此事，其意甚明——要起用高遵惠，渭南兵变的案子就要先结案，怎样处置唐康、田烈武等人就要有个定论。吕惠卿苦于在军中没有根基，他深知如今禁军中势力最大的是西军，而石越在西军中威信极高，在朝廷中又素有知兵之名。在推荐经略使时，若能得他一言，份量便大不相同。但他也知道，既然是有求于人，那当然不能空手而来。

“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，不瞒子明，益州提督使的人选，我亦是想了几日了。”吕惠卿笑道：“高遵惠虽是戚里，但为人谨慎知兵，亦能有担当，正可提督益州，不知子明以为如何？”

石越却故意叹道：“可惜他这次只怕亦脱不了干系。”

“法理不外乎人情。”吕惠卿正容道：“此案拖到今日，不当再拖，须得早点给天下军民一个交待，若无罪则罢，便是有罪，政事堂也理当保全这几个人，请皇上特赦。某忝为宰相，绝不会做让忠臣义士寒心之事。”

“若能如此，亦是国家之幸，高遵惠若得脱罪，倒确是上佳之选。有他坐镇，禁军可无后顾之忧。”石越随声附和，却绝口不提唐康。

吕惠卿点点头，又恳切地说道：“我与子明，政见常有不同，这亦不必讳言。但吾辈虽意见分歧，用心却都是为了国事，这点是相同的。我素知子明与他人不同，凡事都是以国家为先的。不比朝廷中有一等人，自居‘君子’，却为了意气之争，或为明哲保身，而坐视国帑空耗，局势败坏，此辈夜半扪心自问，宁不有愧？真不知似这般人，能称‘君子’否？某虽不材，但每念及不能辅佐圣天子致太平盛世，常坐立不安，夜不能寐。不管益州路现在究竟如何，速择良将，打上几个胜仗，对国家皆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吾辈既为朝廷公卿，受皇上重恩，当此主忧臣辱之时，应当先放下争议，不计个人荣辱，以国事为先……”

他言语切切，令人动容。石越虽然知道吕惠卿在位，熙宁归化便无法纠正，以他生事邀功的天性，国家亦无法休养生息。于公于私，他都一定要将吕惠卿赶出政事堂。但吕惠卿既然开出了赦免唐康的价码，他亦不能不有所回报。唐康的案子，若吕惠卿真要从中作梗，结果如何也难以预料。他一向视唐康如亲弟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理，而田烈武、李浑，更有性命之忧——李浑倒也罢了，石越与他素不相识，最多也就只是感到惋惜；但田烈武，石越却不能眼睁睁见死不救……而且，从公义来说，益州局势究竟到了什么地步，他也无法准确知道，毕竟从益州到汴京，有十几天的时间差，各种信息又真假搀杂，令人无法准确判断。若再这么拖下去，风险也是极大的——万一突然矛盾爆发，到时候就真的悔之无及。尽快取得对西南夷的军事胜利，从短期来看的确可以稳定益州局势。当然，石越也有私心，他未偿不想借机来左右益州经略使的任命。

但是，这种妥协，也可能给吕惠卿喘息之机，甚至让宋朝在改土归流上越陷越深……权衡种种利弊得失，石越一时间竟然也无法决断。

沉吟许久，石越方下定决心，说道：“相公忧国之心，令人感佩。益州经略使，在下亦以为应当早定。兵机贵速，久拖不决，非用兵之利。然官兵屡战屡败，当此之时，皇上、枢府于选将调兵，加倍谨慎，亦是为了万全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问道：“相公可知道枢府都推荐过哪些大臣？”

“皆是重臣宿将。”吕惠卿知石越已经答应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“益州之兵，五花八门，不用重臣宿将，怕节制不住。刚刚才有渭南兵变之事……只不知为何，竟无一人合圣意者。”

石越笑道：“益州的确既有河朔兵，又有西军，又有东南禁军、厢军、土兵，但对善用兵者，没什么节制不了的。韩信能驱市人作战，章邯以刑徒大败项梁，此二人，谁曾管他的兵来自何处？枢府因官军一败再败，又碰上渭南兵变，满心想的都是谨慎。但如今要想在西南打胜仗，便只能依赖西军，舍此别无他途。什么河朔军、东南禁军、厢军、土兵，窃以为都不必管他。从西军抽调精锐，从西军择选良将，便是这两条章程。”

“子明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

“西南夷所居之地，是群山绵延之所，其与洞蛮、溪蛮还不同，有许多种落，素来不事耕种，而喜畜牧，是以又有骑兵。要破西南夷，一定要用骑兵，但河朔骑兵却不堪使用，要用山地骑兵。这是狄武襄公赖以破侬智高者。”

“山地骑兵？”吕惠卿原本聪明过人，一经石越提醒，便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，赞道：“子明高见。”

“国朝马军自李继迁叛乱之后，便日渐衰落，如今虽然重建，但毕竟尚有不足处。在平原驰骋作战，以今日之禁军，便是契丹精锐，亦可与其一较高下。我军马术虽然略逊，然纪律严明，马军之骨干，都是西军久战健儿，更有蕃骑中骁勇之士，如今又添了许多西夏降将，国朝骑军之盛，莫过于今日。然要在西南与叛夷作战，却如同一个从未坐过船的勇士在惊涛骇浪之中，于一叶小舟上，与一善习水性之人搏斗。是以己之短，攻敌之长，鲜有不败者。兼之西南多瘴气，北人不习水土，未战已先损耗三停。”石越侃侃而谈，说得吕惠卿频频点头。当年以盛唐之强盛，几十万唐军还葬身于西南，若这还可以说是将领无能的话——另一个时空中，以忽必烈之英武，蒙古骑兵之骁勇，还有许多蕃部望风而降，争为前锋向导，十万大军远征大理国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虽然成功，但最后活下来的蒙军却不过二万余人，更有数十万匹战马死于此役——西南地利的厉害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西南夷虽比不得南诏、大理，但宋军投入的力量却也不如唐军、蒙军，也经受不起唐军、蒙军那样的损失。巨大的损失曾经迫使忽必烈一改蒙军习惯，没有在大理屠城，又不得不保全段氏的性命，借其威望来维持在大理的占领——但此时的宋朝，却不会有蒙古人那样的好形势，真要是那种惨胜，后果没有人敢想象。不过这些计较，石越却是没办法与吕惠卿分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