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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江上潮来浪薄天（第17页）

“是么？”贺铸用讥讽的语气说道，“世用兄，那天你怎么说来着？”

他话音一落，店内就传来一阵急促的咳嗽声，又听王谷吱吱唔唔地说着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蔡京本想提醒店中诸人，但这时却被贺铸、王谷勾起了好奇心。他悄悄瞥了一眼桑充国，却见桑充国也竖起了耳朵，显然也想知道王谷说过什么。便忍住没有吭声。却听王谷始终是吱吱唔唔不愿意接话，反想着岔开话题。但贺鬼头却不肯罢休，冷笑道：“世用兄不敢说，那便我来说。世用兄可要听真了，看我可曾添油加醋。”

便听王谷干笑了两声，只听贺铸高声道：“据说东宫曾经得了一只猎犬，很是喜爱，每日都要带着玩耍。某日去资善堂，却被程先生瞧见了。当日程先生便抓住东宫，从楚文王良犬、利箭、美姬三宠说起，讲楚文王如何耽于享乐，不理朝政，几乎成为昏君，他师傅保申又如何进谏，以先王之名鞭笞楚文王。楚文王如何醒悟，杀良犬、断利箭、逐美人，终成一代明主……这般声色俱厉，整整训了一个上午，直到东宫被迫叫庞天寿杀了那条猎犬，方才罢休——中立兄，这事可是有的？”

贺铸说到这里，蔡京已经是皱起了眉毛，颇觉程颐小题大做。却听吕大临已先笑道：“程先生不过纠君以正道，所谓防微杜渐，而东宫年纪虽幼，却颇有纳谏之资，这本是美谈……”

“嘿嘿！美谈？！”贺铸肆无忌惮的笑声中带着明显的不屑，“东宫虽然天资聪颖，但到底还只是个小孩——嘿嘿，我贺鬼头人微言轻，我怎么评论不足辱诸位之耳，但这事却是传到了司马相公耳中的，当时司马相公却是说……”

“贺兄，你喝高了。”王谷不曾想贺铸还真的如此口没遮拦，心中暗悔自己多话，连忙想拿话岔开。但贺铸话已说到这个份上，休说贺铸不愿意停住，连杨时、吕大临也想听个明白了。杨时已高声叫道：“贺鬼头，你说，你说，司马公怎生说？”

“嘿嘿！使人主不乐近儒臣者，正此辈尔！”

贺铸的话一出口，顿时令店中安静了下来。

“使人主不乐近儒臣者，正此辈尔！”蔡京在心里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，忽然发觉司马光也并非那么不近人情。他偷偷看桑充国，却见桑充国神情中，也是大有知己之感。

但这句话，却不是让每个人都那么听着受用的。蔡京不用进店中，也知道杨时与吕大临会是什么样的反应。虽然司马光没有直接批评程颐，但这句话无疑却深深地刺伤了杨时、吕大临的自尊心。要知道，这批评是出自他们非常敬重的司马光之口！

但贺铸尤不肯住嘴，还在继续向杨时、吕大临的伤口上撒着盐，“圣人之道，是要使万事合乎天理。如石山长所言，天理即是人情，人情即是天理。这才是圣学之大道。程先生所为，看着合乎礼教，却离圣学之道远矣；桑山长所为，看着离经叛道，但依我之见，这才是合乎天理人情的……”

“只恐未必然。”连吕大临都有点按捺不住了，“人性本分两种，天理之性，与生俱来，至善无疵，便如孟子所言，人性本善，按石山长所说，天理即是人情，皆无不可；然除了天理之性外，还有气禀之性。气禀之性，受后天影响，却是有善有恶。若是养正于蒙，在人智愚未有所立之时，常以格言至论日陈其前，使人盈耳充腹，所见皆善，凡有不良之品行，皆及早纠正，则人性不难向善。若是自小所见皆不善之事，才学说话，便习秽恶之习，日月消铄，还能有甚天理？还能有甚善恶？自古善教人者，最好要从胎婴开始，其次则在启蒙之时用力，关键便是防微杜渐，禁豫为要。是以汉昭烈才说，毋以恶小而为之。司马公、桑山长，虽然皆是在下素所敬服者，但就事论事，此事还是程先生所为，才是正道。”

“道理说得好听，但依区区之见，要是有人日日在我面前说着格言至论，用不着盈耳充腹，我早已避之惟恐不及。难道司马公不知道要养正于蒙么？但教人向善，不是靠念经——和尚们整天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却见有几个不偷吃酒肉？防微杜渐，也不能只靠着堵，大禹之时，便已知堵不如疏了……程先生见识不及司马公、石山长、桑山长，高下之别，便在这里了。”贺铸言语中的讥讽之意更浓了。

“刻鹄不成尚类鹜，画虎不成反类狗。效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敕之士；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……”仿佛是受到贺铸的刺激，连杨时也刻薄起来。

听到这里，蔡京已经听出来双方话中隐隐的火药味——双方的争论不知不觉便已经升级了。他不免暗暗纳闷，这其实不过是些些小事，杨时又何至要这般发泄自己的不满？贺铸说话怎么便如此不留情面？连吕大临的语气中，也似乎有着丝丝未能掩藏住的情绪……

但桑充国却已经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及时制止住这场争论了。

在白水潭学院，石越、桑充国、沈括等人代表的石学，与二程为代表的理学，一直是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，平素便辩论不断。双方的确有很多的共同点，比如二程主张“格物致知”，主张万事万物，都要弄明白它的“所以然”，这些主张与石学的主张调和之后，便成为白水潭学院一切生机与活力的基础。但在很多问题上，双方却多有分歧。比如二程继承张载的主张，修正孟子的性善论，将人性二分，得出天理与人欲两个命题，主张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——即“天理”，而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——即是他们所说的“人欲”；而石越、桑充国则从孔子的思想中找到论据，主张天理即是人情，人情即是天理，实际继承的却是扬雄的“性善恶混论”。孟子与扬雄本来都是当时学者很重视的两个思想家，以石、桑与二程的地位，双方的主张各有道理，在宋朝思想界，也正好斗了个旗鼓相当。

但这种学术上的分歧，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人事上来的。在最初的阶段，双方矛盾还小，加上程颢性格温和，在白水潭威望极高，有了他在，自然不足以生出什么是非来。但到了熙宁十七年，两派人物不仅在学术上歧见日多，平时共事，也难免因为种种问题发生小的磨擦，矛盾已是越积越深。而这时大程病重，眼见来日无多，在明理院，由于性格的原因，却是程颐的学生不服桑充国，桑充国的学生也一贯看不起程颐，裂痕已经接近公开化。

而桑充国、程颐同为资善堂直讲后，在教育太子的问题上，桑充国和程颐也发生了直接的冲突——早在白水潭时，与程颐的因材施教、耐心细致一样出名的，便是他对学生的严厉，这种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方，正因如此，让很多如贺铸这样的学生极不喜欢他；而也许是受到石越的影响，原本只会闭门读书的桑充国，教育学生时，却更加善于徇徇诱导，鼓励学生自己去思考、实践，对待学生，因为年纪的原因，也常常缺少“师道尊严”，有时候宽容得近乎放纵，甚至经常让人感觉他有点护短的嫌疑，同样，这样的教育方式，也让不少学生腹诽。在白水潭的时候，双方风格不同，倒并无多大的关系，毕竟白水潭学子数以万计，教授们风格各异也是正常的。但当二人教的学生突然只有两个小孩的时候，这种风格的迥异，却不免让彼此都对对方滋生强烈的不满。只不过程颐向来是主张炼涵养功夫的，而桑充国又一直主张兼容并蓄，纵有什么不满，也只是藏在心里，从未表面化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