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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贺兰悲歌（第17页）

与仁多保忠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多时辰之后，在卫尉寺部队的严密看护下，将仁多保忠等人秘密送到了驿馆安歇。本来这些事情理当由职方司负责，但是诸司都是草创，机构设置并不完全。职方司陕西房只有少量直属部队，还要专门负责保护要害部门，因此便只能向卫尉寺借调部队来使用。前卫尉寺卿章惇的才干由此可见一斑，虽然闹出许多事情来，但他一手草创的卫尉寺，却是新兴机构中，最先变得较为完善的机构之一。

仁多保忠等离开后，丰稷等人也陆续告辞离去。这些人前脚刚走，潘照临与陈良便走了进来。潘照临屁股也没有坐稳，便笑着问道：“方才刘过一面走嘴里一面骂什么‘想当官，杀人放火受招安’，究竟是何事惹着这刘大炮？”

陈良也笑道：“卫尉寺的人，学士终要留几分情面才好。”

石越一面将就吃着刚刚送上来的果子充饥，一面苦笑着摇摇头，将方才之事捡着说了一遍。仁多保忠等人来长安，是极机密的事情，潘照临与陈良刚刚也只看到丰稷等人，却没能看见仁多保忠三人，本来还在担心卫尉寺大张旗鼓来帅府做什么，这时听石越说了，才明白事情的原委。

石越说完，解嘲似地笑道：“也须得保密，否则，若让人知道文焕竟然来了长安，只怕激起兵变也未可知。”

潘照临和陈良本不知道文焕的底细，陈良不禁叹道：“也亏得这文焕、慕泽竟有胆量来长安。”

潘照临却笑道：“这不过是仁多瀚两粒棋子罢。他仁多瀚自己不怕投降后没个好结果，可他的部将却不能不怕。一旦有了文焕、慕泽这两个活例子，万一真要公开投降，他要说服自己的部将便容易多了。纵然我们小器，杀了文、慕二人，对他仁多瀚又能有多大损害？”

“潜光兄说得不错。”石越笑道，“所以我要容他们。文焕是叛国之臣，慕泽几乎害了我性命。这两人都能容得下，那些夏军将领便再无什么可顾忌了。只是文焕的事却棘手，军中民间，都恨他入骨……”

“文焕可以免罪，让他以白衣戴罪立功；慕泽可以复原官，若立功勋，则厚加封赏。如此可内外皆安。”潘照临轻描淡写便解决了这桩麻烦，“反正现在这两人能得朝廷敕免，已是万幸。”

石越微微颔首，道：“也只能这般。”又问道：“潜光兄与子柔来此，想必还有事情？”

潘照临跷起二郎腿，吃了个果子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这当儿正是人仰马翻的时候，若没有事情，也没空来见公子。”他是唯一一个懒得改口，一直叫石越“公子”的人。

陈良一面抓紧时间吃着茶和果子，一面插口道：“这时不将事情弄妥当，果真打起来，些许小事不周到，便可能酿成大错。我是与学士说马政的事情的……虽说这事急抱佛脚，已经干不了打仗多大事，但若是处置不当，难免不拖后腿。且这也是朝廷的百年计，轻率不得。”他整个人都已经削瘦得不成样子。

潘照临半取笑半规劝地说道：“知道你陈子柔忙的百年大计，却只怕你太拼命，把这条小命给送了。你死了不打紧，公子许多琐碎事，我却担心没个中意的人打理。”

“纵累死我也愿意。且还累不死呢。”陈良笑道。“你要没要紧事，我便先说我的马政了。”

“你说罢，我乐得歇会。”潘照临说罢，果真身子一仰，闭了眼睛假寐起来。

石越几乎是自入陕之日起，便决心要改革马政。但是马政是国之大事，牵涉的范围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军队到民政。其中更有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——石越本来想从沙苑监私卖马匹给蓝家的弊案打开一个口子，来改革马政，但是查了几年，都不得要领。这中间层层庇护，利益纠缠，石越纵是个木瓜，也可以知道一二了。本来马政的事情，因为这座冰山实在深不见底，石越也不免投鼠忌器。但在兴修水利、改革驿政、重定户等这一系列措施推行后，被财政紧张逼得喘不过气来的石越，终于不得不想方设法节流。而被搁置的马政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进入石越的日程。

石越推出的措施，完全是因为没钱而逼出来的。但是他推行马政改革的时机，也算是恰到好处，至少比起几年前要更加合适。

“马政的事情若说起来实则很简单。学士上的劄子，其实是想让朝廷放下牧马监这个大包袱。故此请朝廷恩准，将牧马监转为民营马场，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。民间富商豪绅，竞拍买下牧马监，每年只要能保证以市价供给军队规定数量之战马，则朝廷可免其税务，否则可加以惩罚。战时朝廷要租用驮马，亦只按价租马便是。如此亦算是官民两便。陕西实行之后，若行之有效，将来还可推广至全国。每岁朝廷由此节省下的国帑，至少亦有十余万贯。”陈良娓娓而谈，条理甚是清晰，“然出人意料的，是此事在朝廷竟久不能决，异议者甚众。学生将所有异议归纳起来，其要者不过数条：一是以为商人重利轻义，不可信任，马政是军国之重，不可寄之于商人，持此议者甚众。这一桩事，还得多谢桑长卿，《汴京新闻》联合《海事商报》连续数月，刊发了上百篇文章，驳斥此类成见。两报援引古今事迹，力证商人因为重利，反重信用，有时更为官府所不及，且军器监改革，民营之军资较之官府作坊，物美而价廉，更是现成的例证。最后吕吉甫与王禹玉建议仿汉代盐铁会议之例，在白水潭召开会议，两派公开辩论，甚至连皇上都御驾亲临。最后朝官被辩得哑口无言，桑长卿与诸学院的士子们大出风头，此事才算暂告一段落……”

陈良所说的“白水潭会议”，是宋朝建国百年来的一大盛事。石越自是早已知道，但此时听陈良说起，亦不禁脸露微笑，心中依然在遗憾自己没有机会亲临会场。自从汉昭帝盐铁会议、汉宣帝石渠阁会议、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后，中国历史上已经太久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了——皇帝亲临、朝野官员学者共聚一堂，互相辩论政策、学术上的异同，以求达成一致，辩论之时没有人能以权势身份压人，只求以理服人，辩论之后将所有言论结集出版，公布天下，传于后世。对于这样的场景，石越以往读史书之时，常常心向往之，不料当生活中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之时，自己却失之交臂，只能靠读着白水潭会议后出版的《义利集》来想象当时热烈的情形。

陈良歇了一口气，又继续说道：“其余几条则执论者皆不多。一是以为将所有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，过于不近人情；一是以为牧马监不止供应战马，亦担负平时牧养战马之责，一旦转为民营，此事难以解决；一是以为马政之不振，是由地理位置使然，纵然转为民营，亦不见得会更好，只恐反而坏事，且为政务在简要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些异论，皆不足道。枢府已颁明军令，马军须牧养战马，以精练马技。且朝廷亦可将一些战马寄养于马场，预付费用，计其支出总要好过如今之牧马监。故此，皇上终于下定决心，准了学士的《再论马政劄子》。但是，朝廷却又加了一个尾巴，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……”